俯察當今知識經濟的社會，在我國酒業界正涌動著一股評論“文化酒”和探索“酒文化”的熱潮。應當說，隨著社會文明與進步的發展，出現這一現象不僅是正常的，而且對國酒的宣傳與營銷更是大有裨益的。

自古以來，賣酒吆喝酒，幾成定律。但如今，高明的營銷商絕不肯就此打住，而是充分施展其聰明才智，有的放矢，千方百計地制造文化酒廣告宣傳和酒文化新聞炒作的攻勢。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大致有：借題發揮、由此及彼、以屈求伸、聲東擊西等，以達到最終將產品售賣出去的目的。

中國酒界發展至今，歸納起來大體經歷了五個階段，也就是：作坊酒、工業酒、廣告酒、品牌酒、文化酒。“酒文化”這一概念,則是由我國著名經濟學家于先遠教授首先提出來的。從概念上講，酒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酒文化蘊涵豐富、自成體系，包括幾千年來不斷改進和提高的釀酒技術、工藝水平、法律制度、酒俗酒禮、形形色色的飲酒器皿，以及文人墨客所創作的與酒相關的詩文詞曲等等；而狹義的酒文化則是一般消費者心目中的酒文化，多指飲酒的禮節、風俗、逸聞、逸事等。狹義的酒文化主要是言傳身教，缺乏理性的指導。

“主導白酒消費的是文化。”此言一出，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茅臺”總經理袁仁國的《迎接文化酒時代的春天》一文的發表，更像是中國酒業市場進入酒文化競爭的宣言書。自此，各個酒企業先后開展起了酒文化營銷活動。

“酒文化營銷”就是酒企業盡可能地尋找充足的理論根據，對產品進行文化包裝與文化宣傳，賦予產品以文化個性，以期達到讓廣大消費者對該產品的認知、認可并產生購買欲望，進而實現其產品銷售的目的，增加銷量。換言之，它是一種將產品推薦給消費者的營銷宣傳新方略。可以說，酒文化營銷是一種高層次、高水平的營銷，是營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酒文化營銷還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其中在廣大消費者中營造出濃厚的“文化——情感”氛圍，是酒文化營銷的基礎。而酒文化的打造、宣傳又成為了酒文化營銷的重要任務。

那么經受過文化“洗禮”的“文化酒”又是怎樣的呢？我們說“文化酒”不僅要滿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而且在產品的命名、口感審計、包裝裝潢、廣告促銷等方面都要充分滿足消費者的精神需求、審美需求和文化心理需求。“文化酒”的適時推出，無疑是對那些因急功近利而“曇花一現”現象的一種反思。不失為現代國際、國內市場營銷戰略中“以文載酒”，尋求長足發展的一項全新戰術，也正是精明的商賈真知灼見的一種文雅的表現。

酒，是我國的傳統產品。我國酒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時期。其中《史記·殷本記》關于紂王“以酒為池，懸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的記載，以及《詩·豳風·七月》中“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的詩句，都表明我國酒之興起，已有五千年的歷史了。所以說，酒文化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象征。

我國酒文化的營銷典范“茅臺集團”，正是在酒文化營銷過程中贏得的市場。它的發展定位是“做好酒的文章，走出酒的天地”。有人說：文化酒是為“茅臺”量身訂造的概念。然而，文化酒時代不是等來的，而是做出來的。實施文化酒戰略的過程，就是以酒文化去做市場的過程。在作坊酒時代，茅臺以其卓越的文化脫穎而出；在工業酒時代，茅臺被欽點為國酒；而在廣告酒時代，由于茅臺的陳陳相因就只有 “虎落平陽被犬欺”的份了；當品牌酒時代到來時，茅臺又苦于難以走上規模化擴張的品牌輸出之路而一蹶不振；隨著市場向名優品牌的集中，茅臺終于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蘊，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文化酒時代。

“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遠在三國，集政治家、軍事家、詩人為一身的魏武帝曹操，在他的《短歌行》詩中就發出了此感嘆，致使杜康的大名氣貫長虹、世傳千夫。算起來，杜康釀酒足有5000多年的歷史了，其知名度可謂家喻戶曉。據史書載：杜康牧羊于空桑澗，“余粥棄于桑，郁積成香，竟有奇味，杜康嘗而甘美，遂得釀酒之秘”，從此以釀酒為業。杜康被周平王封為“酒仙”，杜康酒被封為“宮廷御酒”，杜康造酒之處被封為“杜康仙莊”。除了曹操以詩抒懷對杜康發出的感嘆外，還有唐代詩圣杜甫“杜酒頻勞動，張犁不外求”的自豪；更有宋代理學家邵雍“喝一輩子杜康酒，醉樂陶陶”的千古絕唱等等，歷朝歷代對杜康酒以詩文書畫的形式進行贊頌者真是不勝枚舉。這一切，都豐富了杜康酒文化的內涵，構成了“佳釀之祖，世傳杜康”的歷史延續性，也因之成為舉世公認的中國歷史文化名酒。

杜康酒的文化名氣，除了取決于其酒本身的內在質量外，更多的恐怕還是得益于古今中外文化名人包括政界巨頭的贊美與宣傳。在一定意義上講，杜康作為歷史文化名酒，是以歷代文化名人為主流，包括帝王將相在內，對該酒不斷品評、賞識、推崇、詠贊的結果。由此可以說，文化酒必然是經過文化洗禮和文化梳妝的酒。由于是先有酒，后有酒文化，而酒文化又孕育了文化酒，文化酒的日臻成熟，更反過來促進了酒文化的繼續發展，所以兩者之間是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關系。

從簡析“杜康”這一歷史文化名酒的成因中，我們不難推論出，酒文化與文化人為特定的酒所做出的各式各樣的“文章”密不可分。從古至今，與酒有關的“文章”可謂浩瀚。自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就已聞到了濃烈的酒香。飲酒的文人一多，便出了許多著名的“酒徒”。在杜甫的《飲中八仙歌》中就寫了李白、賀知章、張旭等這些著名的“酒徒”。當然，杜甫稱他們為“仙”，李白也自稱“酒中仙”，并且留下了不少與酒有關的傳世杰作和經典名句。如：他的《憶舊游寄譙郡元參軍》中，“黃金白壁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還有《將進酒》中膾炙人口的“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等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北宋文學家、史學家歐陽修這篇著名的《醉翁亭記》，其高論可謂耐人尋味，發人深思。

不僅詩如是，在我國傳統繪畫及中國文化特有的藝術形式書法中，這酒的“文章”更是活潑萬端、傳承發展。流播世間的無數書畫佳品根本無須多言，而與這些名人大家相關的“酒緣”傳聞也是為數頗豐。比如，“吳帶當風”的畫圣吳道子，作畫前必酣飲大醉方可動筆，據說他醉后作畫，揮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黃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畫”。鄭板橋的字畫不可輕易得到，時人皆知，但若以美酒款待，在他醉意中求畫，即可如愿。草圣張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于是有其“揮毫落紙如云煙”的《古詩四帖》。醉僧懷素，酒醉潑墨，方留其神鬼皆驚的《自敘帖》。該帖通篇狂草，筆筆中鋒，如錐劃沙盤，縱橫斜直，無往不收；上下呼應，如急風驟雨。不難想見當年操觚之時，心手相知，豪情勃發，一氣貫之的情景。“書圣”王羲之，醉時揮毫而就的《蘭亭集序》，“道媚勁健，絕代所無”，而至酒醒時，“更書數十本，終不能及之。”

說起這酒文化，真是源遠流長。其名目，花樣也確為繁多。比如紹興酒，單其別名雅號就有：花酒、名士、黃酒、紹興、綠蟻、福水、黃湯、杯中物之多種。而古代的酒令，更是花樣百出，名目繁多。酒令，是古代沿襲至今的一種宴飲和郊游中助興取樂的游戲。酒令除能助歡愉暢飲，令氣氛和洽外，還是古代禮儀教化的方式之一，盛行于各個朝代，形式也多種多樣。

在春秋戰國時，最為流行的是“投壺”這一酒令形式。因其最具封建禮教意義，所以沿襲最久。在《禮記》中就慎重地寫著《投壺》專章。三國名士邯鄲淳的《投壺賦》描繪最為出色：“絡繹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隼隼，不盈不縮，應壺順入”，足可窺見當時盛況。魏晉時期則是推崇“流觴曲水”的酒令形式。那時的文人雅士沿襲古風，整日飲酒作樂，縱情山水，清淡老莊，游心翰墨，作“流觴曲水”之舉。這種“陽春白雪”的高雅酒令，的確不同凡響。最著名的一次，當數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的蘭亭修禊大會。大書法家王羲之與當朝名士41人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排遣感傷，抒展襟袍，詩篇薈萃成集，由王羲之醉筆游龍，寫下了名傳千古的《蘭亭集序》。至南北朝時期，除了“流觴曲水”外，由之演化而來的“吟詩應和”更為文人墨客所喜愛，流行較盛。“唐人飲酒必為令為佐歡”，當酒令敏演到唐代時，盛行的是“藏鉤”、“射覆”等形式。“藏鉤”也稱“送鉤”，簡便易行，似現在的“猜有無”；“射覆”也叫“分曹”，即暗暗覆物于器皿下讓對方猜。唐代詩人李商隱就極精此道，他在詩中寫道：“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明清兩朝流行的酒令當推“擰酒令兒”，即不倒翁，粵人稱“酒令公仔”。這酒令，按其形式可分為：雅令、通令和籌令。雅令，是指文人的酒令，情趣古雅，多以詩人的“智力競賽”為內容。通令，則是人人皆可為之的大眾化酒令。如投骰子，劃酒拳等，一般不必動腦子。說起來“擊鼓傳花”，算是通令中較為雅致的形式了。至于籌令，則是雅俗共賞的酒令，因是從筒中掣籌行令，故名。

除了以吟詩作賦、行酒令來傳揚美酒與酒文化外，還有一種更為直接的宣傳形式，那就是“酒旗”，亦稱酒望、酒簾、青旗、錦旆。《韓非子》記載，“宋人有沽酒者……懸幟甚高”。這里的“幟”，就是酒旗。后世人稱：“酒市有旗，始見于此。”由此可知，早在2000多年前，我國人民就知道利用酒旗這一特殊的廣告形式來傳播商品信息了。古代酒旗還有個重要作用，就是它的升與降，標志著店家有酒或無酒；營業或不營業。當然，社會發展到今天，“水村山郭酒旗風”的景致已經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極富時代特色的各式招牌、看板、燈箱、霓虹燈、電子顯示屏等新型廣告設施。

談到酒文化，就不能不論及酒文化的功能。其功能一言以蔽之：具體的酒文化反映具體的酒品牌，所反映的內容越豐富、越全面、越深刻，這一文化酒的品牌就越馳名、越完美、越真切，其價值也就越高。在瀏覽了中國十大文化名酒品牌個案研究和有關新聞媒體對中國酒文化資料具體內容的一些報道后，憑心而論，最能打動人心的，還是瀘州老窖總裁袁秀平的《統治酒類消費的是文化》一文。文中提出了，“酒戰是文化戰”，“酒文化來自藝術化的營銷”，以及“生感時代”的消費主張等理念。通過介紹“國窖酒”的運作，清晰的表證了瀘州老窖不僅僅是在釀造酒，而且還是在釀造文化、釀造科學、釀造歷史！而《糖酒快訊》記者雷達所寫的《白酒：誰是文化“終結者”》，更是把中國酒文化的探討引向了深入。

如果說酒的本質是酒本身，那么文化酒的本質應當是有足夠的文化作前提、作背景、作依托，甚至作“媒人”作“新娘”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交合體。竊以為，若連獨具慧眼的文人都看不見、摸不著有明顯文化參與和文化支撐的酒，即令把“文化”字樣金書得丈二大，也依然稱不起文化酒。所以說，酒文化是文化酒的靈魂。我們知道，既謂之“靈魂”，就有其很大的不可捉摸性。故而探討真正的酒文化是什么？確實很有必要。比如說，酒文化有哪些主要內容和表現形式？都有哪些主要部分組成？這些主要部分所起的具體作用是什么？等等一切與此有關的問題，都是值得認真分析和研究的。

有人說：酒文化是一種品位。而品位中包含有酒產品的香型定位、包裝裝潢、市場營銷戰略、文化傳播功能，及高品、高價、高質等方面內容。筆者認為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未能抓住其綱，絕非一語破的、無懈可擊的準確論斷。如果說酒文化是一種品位，那么任何一種有點品位的酒，都可以說有酒文化嗎？此說顯然不足以服人。

談到具有文化個性和品位的文化酒，人們往往會聯想到當前的諸多文化酒品牌。一句“孔府家酒，叫人想家”的廣告語，令許多人產生了心靈的共鳴，其文化震撼力也隨之體現出來了。當然也有人說：好男兒志在四方，若老是想家，纏纏綿綿，難舍難忘家中的盆盆罐罐，豈不有失大丈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氣度？不如將之改為“孔府家酒，叫人發家”！這兩種理念，究竟孰是孰非，在此我們就不作評論了。其實，能夠提出一個可以引起廣泛爭論的觀點本身，對于商家企業來說就是一種成功，因為它帶來了無形的廣告效力。當然，若能創作出有口皆碑的廣告是最好的了。比如“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就是廣為傳誦的廣告妙語。此言一出，天下諸多品牌的各類酒便真得開始大作起文章來了！

道光廿五酒是十大系列酒品牌中時間最短，資格最淺的一個。殊不知，該酒的前身凌川酒卻資歷不淺。朱德總司令1954年曾題詞贊：“南有茅臺，北有凌川”。1996年6月，“凌川”在老廠搬遷時，偶然發掘出了清朝道光乙巳年（公元1845年）穴藏貢酒四木酒海（古時盛酒容器），內藏原酒四噸左右，經專家鑒定為珍奇國寶，遂取名“道光廿五”。王光英副委員長贊美道：“法蘭西有路易十三，中國有道光廿五”。因其為“迄今發現窖藏時間最長的白酒”，1998年7月英國倫敦吉尼斯總部為其頒發證書，“道光廿五”被列入吉尼斯大全。道光廿五酒有如此厚積的歷史文化名牌的淵源，加之取名有術，熱點文章做得又好，一上市就出奇的火爆。看來這“文章”做與不做還真是大不一樣！

這是“文章”創造的奇跡，也是文化酒與酒文化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辯證統一關系的最佳詮注。

文化是一個相當廣闊的領域，酒文化滲透其中勢必將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而呈現出更加絢麗多姿的景象。

加入WTO之后，我國酒類企業面對的是全新的國際國內市場。其營銷模式，營銷網絡，營銷管理等都將發生重大變化。這就要求國酒企業要有清醒地認識，面對WTO的挑戰，要不斷增強創新意識，用新思路、新手段來運作新的市場。

隨著“入世”后強大的外國競爭者的加入，國內酒類企業的競爭能力也將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在市場中摸爬滾打了多年的我國各酒類企業，在競爭與運作方面的能力雖然有了一些提高，但與外國同行相比，在營銷手段、資金實力、生產技術等方面，仍顯得有些勢單力薄，缺乏競爭力。那么怎樣加強這些不足之處，便是國酒企業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指出：“入世”后，機遇是潛在的，挑戰是現實的。那么“入世”了，我國酒類企業走進了世界經濟的大舞臺，與世界各國的民族工業、經濟文化融入了一個共同的大市場，相互競爭、共同發展。也許在某些方面，我們尚處劣勢，但我們的機遇是平等的，況且我們還有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作有力的后盾，相信我國的文化酒與酒文化必將展現出醉人的風采！作者：史歷峰